周黎明 (Raymond Zhou's bilingual blog) 用中文写娱评，用英文写时评

最近一阵接受了数不清的采访，中国媒体、外国媒体、报纸、电视、网络……嗯，我得跟吴宇森要工钱，至少要他补偿我的时间。以下是《赤壁》放映前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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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未完待续 

郭娟／文《经济观察报》

《赤壁》开场字幕，投资方的名字浩浩荡荡拉出来一长串，这部对外宣称耗资8亿的电影的确非一家之力可以完成，8亿这个数字也是中国观众在习惯了听说“大片”动辄耗资上亿以来所达到的最高值，其间各方投资进进撤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风险并行，除了站在风口上不进则退的几个大头，余众得像孙权那样左右权衡，考量导演吴宇森纪录里《变脸》和《风语者》两个票房极端，以及阵前形势。按照国内电影投资商对票房30％的分成来粗略计算，《赤壁》的票房成绩达到20几亿才能保证收回成本，而之前国内的最高纪录是张艺谋《满城尽戴黄金甲》的3亿票房。影评人周黎明说，这就意味着《赤壁》必然不能只指望国内市场，拉进韩国的投资商作为伙伴早在计算之内，还用了一位表情和口音一样狰狞的日本演员——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也是战略部署重地，而为了适应更为广阔的西方市场，这部以三国乱世作为背景的电影简化人物关系，模糊掉过于复杂的历史线索，都在情理和预料之中。所谓的“脸谱化”，张飞一出场必然是万夫不挡之勇，周瑜需将古琴弹得锃琮作响，刘备则要耗费许多口舌来说明自己是多么爱护老百姓，才能让外国人轻松辨认，此人可杀敌，此人善用计，或者此人宅心仁厚到有惺惺作态的嫌疑。

周黎明说决定一个片子质量的其实是最不花钱的部分——剧本，而大片的故事往往很弱，“这不奇怪，其实这是个规律，好莱坞也是”，大片的编剧往往不只一人，几个人同时工作，再加上导演和制片方的意见，棱角互相抵消，反倒没了小片子里“作者”个人的鲜明特色，“大片的投资都很大，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一般不会把那么重的责任交给一个人。在好莱坞，很多决定权会在制片人手里，国内制片人大多只管钱，导演说了算，这就得看导演个人的能量有多大。”几部“土生”大片让中国观众把几位大导演由外到里看了个透，纵使戛纳和威尼斯的数道光环也遮不住贫血症的面色苍白。中国电影的传统是重观念，商业片的概念的到了1990年代才慢慢有了苗头，而导演们亦不习惯商业片的操作，最花钱的部分也最易学，服装布景自不必说，国内并不输给好莱坞，地广人多，大场面拍得出来，但是特技和细节部分仍有差距。
 
“《赤壁》要看它的成败，成了就是一个学习的范本，败了说明这种方法有问题。也不能完全否定国内大片，其实好莱坞的模式也是有长有短，有规范，但是浪费也很大，工作人员都拿很高的薪水，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可能要好几个专业人员做。国内拍片子是作坊式的，中国人不笨，一点就通，一个人能干好几个人的活儿，而且这两年的合拍片也是学习的机会，这些都容易，一时达不到的就是特效和细节。” 虽然吴宇森在好莱坞多年，《赤壁》中群众演员的僵硬还是显而易见，未加调教，十分业余，细微处也妨碍了《赤壁》成为一个真正制作精美的商业大片。
 
“我觉得这次吴宇森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兼顾海外和国内观众。如果内行看不出门道，外行看着又不热闹，那就失败了。”兼顾两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是最成功的例子。单从上半部的《赤壁》来看，没有《卧虎藏龙》那样地行云流水，两位导演都在好莱坞多年，但看出处，一个儒家底子的台湾人，一个是擅长黑帮和暴力的香港导演。《赤壁》里溃败后的刘军营中，处处洋溢着一种解放军“大决战”时的气氛，将士们一身正气，说话掷地有声，小意图全盘暴露。而片中多次提到的“朋友”则更像是小马哥时代“兄弟”的升级版本，义字当头。而周瑜一句，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团结，上下一心，真正实现了东吴和刘备气质上的联合。

台词得罪的都是本地观众，到现在还没有哪部“古装大片”在放映时能不引起哄笑。吴宇森比几位内地导演的幽默感稍胜一筹，至少不是在需要严肃时惹人讪笑，倒是刻意安排下的“包袱”，诸葛亮的“不冷静”，孙尚香的“匹女有责”和点穴功夫，周公瑾一踏进刘豫州的地盘，见得关云长教一众学龄前儿童念“关关雎鸠”，张飞习书法，而豫州本人正干着老营生，旁边堆起了一座草鞋山，几乎有意在开玩笑。曹操的大将说“我们大哥打这场仗就是为了一个女人”时实在让人忍不住联想黑社会小弟惯常说的“我们大哥砍人原来是为了一个马子”，让人寻着点早年港片的影子。只是那样的轻快活泼在黑帮厮杀或者电光和金属碎片横飞的现代戏里还是让人愉快的调剂，放到《赤壁》这样的皇皇巨制里，忽然间比例失调，如同关东大汉拍着牙板唱“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布景和场面做得凿实，言语却轻飘飘像江东薄暮里的一缕烟，见得光便轻薄起来。

用明星是商业片的一个基本特点，陈可辛回忆早期电影《甜蜜蜜》时曾说，“别人说《甜蜜蜜》是个文艺片，其实完全不是，不然就该找两个内地演员来演，不会请张曼玉和黎明了。”同样是出于商业考虑，《赤壁》中的几个主角也是用了梁朝伟、金城武和张震等明星，这是票房保证，但真论表演，几位明星对电影的贡献并不大，而周瑜同小乔的一段床戏堪称无中生有，硬是拼贴上去了一段。

不过古装大片的势头也不会因了一个《赤壁》的成败而停歇，大片来自经济利益的驱动，投入大，产出便大，而由于国内目前的审片制度，古装片最易避开政治硬伤和敏感话题——《英雄》中的“天下”观如果不是导演努力解释，任谁也难在那样稀薄的故事中萃取。让人更感兴趣的是吴宇森的古装大片，香港传统加上好莱坞经验，是否能给内地的商业大片新的启示？

回流内地

“香港商业片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拍电影就是赚钱，这点和好莱坞比较像。拍商业片其实是从市场反着推，和做产品一样，要花多少钱，给谁看，再决定拍成什么样”，周黎明说，“香港导演到内地来拍电影十年前就开始了，香港的市场太小，80年代那种繁荣是不可能再出现了，2003年之后，‘香港电影’就不存在了，变成‘中国电影’，但是也有问题，因为原来很多人喜欢港片因为港片的味道，合拍之后由于审查等各种原因，那个味道也没有了。”

2007年戛纳电影节时，五位香港导演和内地电影公司吉安永嘉同时亮相戛纳，由关锦鹏担任艺术总监，五部筹划中的影片就包括了预计今年上映的徐克导演的《女人不坏》。这似乎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香港创作和制作团队的经验同内地资金的联合，导演有老有新，有的偏重文艺，有的擅长商业，每部电影投资大小也不同。

当时陈可辛正在香港筹备他的《投名状》，他说不去凑戛纳的热闹了，其实香港的观众不认电影节，发行人喜欢什么，观众就得喜欢什么，但是来内地做电影，发行人说一定要去戛纳，因为内地的记者都在那里，“其实一大票人去了面对的还是中文媒体，我觉得有点别扭，现在内地经济一发展起来都还是乱的，就像英文里讲的anything works,你回来老百姓谁知道戛纳有没有请你。”陈可辛说他其实一直都不太愿意在内地拍戏，因为对超级大片缺少兴趣，“其实越大的片面对的年龄层就降得越低，我一向都是给比较成熟的观众拍电影，所以一直没有回去。直到有一个机会拍《如果，爱》，我才想拍个歌舞片可能能把我原来那种爱情片屏幕拉大一点，在我原来的故事的基础上加元素，让观众觉得我一定要进影院。《投名状》就是要把屏幕弄得更大，因为投资很大，群众演员很多，明星很多。这个是因为市场。”《投名状》脱胎于邵氏老电影《刺马》，是他第一次拍大场面的武戏，要请指导，要磨合，要干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仍然是内地市场的吸引力。

关锦鹏说，“我觉得要是在地方之大，人口之多，有好多的数字告诉我们，电影院的数目在增加，票房在增加，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电影的机缘快来了。”施南生负责吉安永嘉发行部门，“我觉得赖着她对内地、香港，尤其是对海外市场的经验，看完一个剧本以后，如果决定了这个片子的类型，会做一些市场的评估，因为不是所有的华语电影都可以往全世界发行，可能有些电影它在日本、韩国这些东亚的地区潜力比较大。”他说现在同内地的合作比从前更多样和直接，从前合拍片要有内地制片厂的指标，现在也可以和民营公司结合，但对内地市场缺乏了解，还需要很多磨合，国内市场在选材上有比较多的限制，很多东西同意识形态相关，整个制度比不得香港开放。“所以会出现香港电影人跑到内地来找资金、找题材，来磨合的同时，受到一定的规范。”

“80年代中我们出来拍电影的时候还是大公司、大制片厂，像邵氏、嘉禾，导演可以比较安心地拍戏，到今天整个生态已经不一样了，导演对于融资、发行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虽然永嘉没有制作团队，但是每个工作室都有非常强大的制作团队。永嘉现在有施南生执行的发行部，基本上是可以做一个部署，甚至可以把每个电影的排片，什么时候上映都有一个比较通盘的计划。你说能不能马上变成好莱坞，人家有那么多年的经验和系统在里面，中国真正缺乏的可能是一个系统的建立，经济的起飞是给了电影业很多很好的空间，但是最终到电影发行和制作，资金的来源和运用，一个电影公司怎么经营，有没有一个健全的体系，在拍一个片子之前做好一个计划，这个东西中国还缺。”

中国近几年电影市场的起色仍然表现在大片和小成本电影，中型制作的电影最为稀缺，“中型片应该占的比重最大，至少要占一半，这样生态才健康，因为大片不会去创新，而小片是能给新导演提供一些机会。有人曾跟我说像《疯狂的石头》这样的电影一年应该有上20部。中型片不好可能也有些主观的因素，因为现在投到电影里来的钱很多是黑钱，导演就是为了赚这个钱，有时我看一个电影都能看出来是哪个煤老板或者哪个茶园的老板投的钱，如果做影评人就得天天看这样的电影，那还不如让我去撞墙。”周黎明说。《女人不坏》等五部制作虽然不是《赤壁》这样宏大的制作，但现代题材，中型或者中型偏上的制作，成熟的香港导演，或许能在这个点上给出更多的启发。还要再看。